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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,HR+/HER2-晚后期乳腺癌内分泌医治备受关注,以CDK4/6抑制剂为主的联合医治极大地增加了患病者的生存期和生存质量。然而,HR+/HER2-晚后期乳腺癌患病者从CDK4/6抑制剂医治中的收益却不尽相同。为了进一步优化CDK4/6抑制剂的临床应用人群,一些临床实验已在积极探索潜在有效的生物标记物,但目前所得结果也不尽人意。
PALOMA-1试验提示,CCND1基因的扩增和/或p16功能的丧失并不能为帕博西尼药品医治提供指南。PALOMA-3试验则证实,无论是PIK3CA基因突变状态还是雌激素受体表达水平,均不适合作为预测爱博新+Fulvestrant医治反应的标志物。然而,对PALOMA-3试验人群医治初期的ctDNA分析中发现,血浆中PIK3CA突变丰度的变化能够成为一项有效的预测指标。血浆ctDNA检查或可为寻找CDK4/6抑制剂的有效生物标志物拨开云雾。
除鉴定有效收益人群以外,寻找CDK4/6抑制剂耐受药物的分子靶点也是学术界的探索方向。有研究对MONALEESA-2入组患病者的血浆ctDNA深入分析发现,与FGFR1野生型患病者相比,携带有FGFR1扩增的HR+/HER2-晚后期乳腺癌患病者从ribociclib的医治中收益较少,并展示出更短的PFS。另一项研究对348例经过CDK4/6抑制剂医治的HR+/HER2-晚后期乳腺癌患病者ctDNA基因数据进行分析发现,FAT1抑癌基因的失活可导致癌细胞对CDK4/6抑制剂抵抗。此外,还有研究揭示RB1基因的突变也能够介导CDK4/6抑制剂靶向医治耐受药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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